11月9日下午，天氣微微透著幾分寒意，但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朗潤園卻是熱鬧非凡。這座曾被用來商議國事的園子，如今迎來了林毅夫和張維迎的再次舌辯。

　　盡管此前已有數次隔空交鋒，林毅夫演講伊始便直言外界的誤解，直呼“冤枉”。他說：“這里我再強調一下，很多人說，我一講政府，就認為市場不重要，不重視市場建設，這是不對的。”

　　而滿頭灰發的張維迎依然不改平常的幽默，近40分鐘的演講讓嚴肅的學術交鋒多了幾分歡笑。然而對理論問題，他仍是絲毫不讓，一上臺便稱要指出林毅夫的五點謬誤。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盡管二位大師級經濟學家分歧頗大，但實際上也不乏相同點，例如都認為市場的重要性，都反對照搬西方理論。在爭與和的背后，兩位學者中誰更能理解中國經濟？

　　林張PK產業政策之爭

　　北大將辯論地點設置在朗潤園的二樓，又在一樓的兩個教室安排其他人員收看轉播。一位北大國發院的老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二樓容納了140余人，基本都是林老師和張老師邀請的朋友、嘉賓，劉國恩、王石等學界、企業界名人也早早來到辯論現場。

　　不過，這位老師表示：“本來我們是想弄成一個內部的閉門會議，但是大家的呼聲太高了，所以就聯系了幾家媒體做直播。”上述北大國發院老師說，盡管如此還是控制了參加的人數規模，不想太大。

　　下午2點，關于產業政策的交鋒就此展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兩人在產業政策定義、產業政策失敗與成功的原因、對企業家的認知、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如何發展比較優勢等五個問題上均存在分歧。

　　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區的發展，而有意識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

　　林毅夫表示，這些政策措施范圍非常廣，像關稅保護、貿易保護政策、稅收優惠，還有各種補貼（比如土地補貼、信貸補貼），還有工業園加工出口區，以及一些對研發的補助等。另外還有國家賦予某種產業的壟斷權力或者是特許等。

　　他以其他國家經驗舉例表示，從16、17世紀英國追趕荷蘭開始，19世紀中葉美國、德國、法國追趕英國，20世紀日本、亞洲四小龍追趕美國，都使用了產業政策。二戰后，13個發展快的經濟體都有政府的產業政策來支持新產業發展。

　　但在張維迎看來，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于問題的討論。

　　張維迎認為的產業政策指的是，出于經濟發展或者其他目的，政府對私人產品領域進行選擇性干預。

　　張維迎認為，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統一的所得稅不是產業政策。但是如果在某些企業進行稅收優惠以扶植就是產業政策。專利保護是知識產權問題，不屬于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

　　從歷史上來看，許多產業政策最終失敗了。不過林毅夫認為，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是失敗的，就不要產業政策了。“那樣做的話實際上是把嬰兒跟嬰兒洗澡水一起倒掉，我們作為經濟學家就要研究清楚為什么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說。

　　但張維迎指出，沒有人是合格的產業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并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專家并沒有有關創新的好多軟性的知識，企業家也不行。“林毅夫當年回國時，帶了4臺電風扇，結果沒用，因為他沒想到國內空調發展起來了。”他以林毅夫的親身經歷舉例說。

　　張維迎直言：“我跟毅夫的分歧與我們對企業家的認知不同有關。”在張維迎看來，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過企業家發現不均衡和套利，市場才趨向均衡；正是企業家的創新，使得市場不斷創造出新的產品、新的技術，并由此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

　　但林毅夫認為，不是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家精神。有企業精神的人，可以是學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員。

　　在談及發揮比較優勢作用上，林毅夫表示，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會有一群跟風的競爭者，這樣就得不到壟斷的利潤，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對稱的。發達國家要用專利保護來鼓勵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讓他們不怕后面的競爭者。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

　　他認為，經濟發展要利用比較優勢，也強調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利用比較優勢。中國的經濟成功是因為中國從趕超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的結果。

　　林毅夫指出，每個國家每個發展階段都具有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來幫已經進入這些產業的企業解決一些問題，比如交通基礎設施不行，電力供應不足，政府管理瑣碎導致的交易成本太高問題。如果中國有企業家要去發展航天產業，要是沒有張維迎批評的國家補貼，大概不會進入的，因為進去肯定是虧本的。

　　不過，在張維迎看來，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基于比較優勢的，企業家更是發現比較優勢的天才。政府既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沒必要為吃螃蟹買單。比較優勢是企業家創造的，天然的比較優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只有地理位置不可改變，其他都在變化。

　　張維迎認為，如果想利用比較優勢，自由市場+企業家就足夠了，利用比較優勢不需要什么國家戰略。亞當斯密所言，市場競爭意味著每個人都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工作，以得到收益最大化。任何企業家如果不按比較優勢選擇生產和交易，一定會失敗。

　　張維迎舉例說，上世紀90年代初鄉鎮企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成為重要的出口產品。而在1990年代前后，鄉鎮企業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外資企業來到中國干什么，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這是需要開放，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比較優勢戰略。

　　爭外之和：既要市場 又要政府

　　對于外界貼的“政府派”、“市場派”的標簽，恐怕林毅夫和張維迎都不愿意接受，畢竟他們都從未否定過政府和市場各自的作用。

　　對于一些誤解，林毅夫甚至直呼“我覺得我好冤枉”，他還笑稱：“我在網上看到的很多的話說是我講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在三個多小時的演講和辯論中，林毅夫多次提到在一些觀點上，他和張維迎是一致的。

　　“這里我再強調一下，很多人說，我一講政府，就認為市場不重要，不重視市場建設，這是不對的。其他理論他認為重要的，我也認為重要，從我理解的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只是強調市場建設的那些政策建議是不充分的。”林毅夫說。

　　而主張廢除一切產業政策的張維迎也為產業政策劃下了一道界限。他指出，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統一的公司所得稅等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保護知識產權的專利制度不屬于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盡管經常與產業政策伴隨。

　　由此觀之，政府提供公共產品、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市場公平的競爭環境等作用并不在張維迎的反對之列。

　　張維迎說道：“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爭論，與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關。”

　　實際上，林毅夫也并沒有反對過企業家的作用。他說：“我在因勢利導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視企業家的精神，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資源，這些要素和資源讓企業家發現了機會。”

　　而在承認企業家精神的基礎上，林毅夫認為發揮企業家精神需要具備有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和有因勢利導的有為政府兩個前提。例如，需要由政府處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外部性問題以及解決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盡管林毅夫強調政府的作用，但在他提出的“兩軌六步法”的產業政策甄別方式中，也只有與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需要政府選擇的，而其他都是企業家主動選擇，政府是幫他解決他解決不了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

　　“不是說講產業政策就是政府主導，我其實都是講因勢利導，也就是幫助企業解決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林毅夫說。

　　爭和再議：誰的理論更具“中國經驗”？

　　盡管林毅夫和張維迎都有過海外留學的背景，在過去21年中的4次爭辯也從未讓對方信服，然而，他們卻共同表達了“不照搬西方理論”的觀點，而且他們都意圖表明，自己的理論是基于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

　　“你老覺得我在脫離于中國，你告訴我哪一方面脫離于中國的？”張維迎辯稱，“我從1980年代提出的都是為了中國，不能因為一個理論你不喜歡就說它是脫離中國，我認為我的所有理論都是根深蒂固地來自于中國。”

　　對于林毅夫秉持的比較優勢理論，張維迎直言，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各地差距很大，整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是沒有意義的，像我們陜西、陜南、陜北完全不一樣。

　　不僅如此，張維迎還反問林毅夫：“你講日本、韓國，你研究那么多國家的成功經驗，你為什么不提供些中國產業政策成功的經驗？”

　　而實際上，曾求學于自由市場理論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林毅夫從上世紀80年代回國之時，就看到西方理論與中國實際的巨大鴻溝，并表示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分析。

　　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保持了9.8%左右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然而，對于發展成果背后的中國經驗，兩位學者的觀點卻有明顯的分歧。

　　“中國過去30年的偉大成就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國際化。由于有這四化，中國的企業家，最早的鄉鎮企業，后來的官員下海，后來的海歸企業家，現在的80后90后，還有外國的企業家才能利用中國的后發優勢發展起來。”張維迎說道。

　　對此，林毅夫卻并不贊同。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成功確實是往市場方向走，產權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跟國際經濟結合，這自由化的部分，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國改革轉型的成功簡單歸結為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因為在1990年代的時候，其他跟我們處于同樣一個轉型階段的國家，他們在這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們徹底，但是他們經濟是停滯的。”

　　在中國的成功經驗應更多歸因于市場還是政府作用上，林張二人在此前的爭論中也有涉及。2014年，林毅夫還著文指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轉型，不管發展績效好或發展績效差的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都必然減少，否則，就無所謂的轉型可言，但問題是，是否政府的干預取消的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在林毅夫看來，從前蘇聯、東歐和拉美、非洲的國家的經驗來看，那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經濟崩潰、停滯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機不斷，所以，不能因為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確實是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少，就認為這是市場自由主義的勝利。

　　“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體上所評論地那樣，認為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林毅夫說。

　　理論之樹常新，對中國經驗的認識恐怕也不會止于這次辯論。然而，也正如在此次辯論中林毅夫說到的那樣，講理論目的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但是邏輯自洽的理論也不見得能消除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瓶頸限制，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善好世界的理論，才是需要去努力的方向。